《未来简史》探讨了人类在解决饥饿、瘟疫和战争等传统生存威胁后，正朝着追求长生不老、幸福快乐和神性的目标迈进。尤瓦尔·赫拉利通过宏大的历史视角，剖析了从“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向“以数据为中心”的数据主义的范式转移。书中核心论点认为，随着生物工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智能将与意识脱钩，人类引以为傲的自由意志可能只是生化算法的产物。未来，智人（Homo Sapiens）可能进化为神人（Homo Deus），但也面临着社会阶层严重分化、产生庞大“无用阶层”以及人类最终被全知全能的算法系统所取代的深刻危机。
过去数千年，人类议题聚焦于“饥荒、瘟疫与战争”。这三大苦难曾被视为上帝计划中不可避免的悲剧，但进入21世纪，它们已从“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降级为“可控的风险因素”。现代饥荒多源于政治而非粮食短缺（吃得太多比吃得太少更致命）；瘟疫虽有爆发，但医疗科技使其不再能动摇文明根基；战争则因核威慑及财富形态从物质转向知识而失去经济效益。
当旧威胁退场，人类追求的目标将产生跨越式升级：
这一议程的吊诡之处在于：人类为了追求升级，必须打破现有的生物限制。当智人真正获得这些能力时，原本定义的“人性”可能也将随之瓦解。
- “在21世纪初，人类醒来，伸展筋骨，揉了揉眼睛。脑子里还残留着某些可怕噩梦的记忆。……但当睁开眼，人类发现昨晚的恶魔已经消失。饥荒、瘟疫和战争虽然还没完全消失，但已经从不可理解、不可控的自然力量，转化为可控的挑战。”
- “死亡是21世纪新的主要议题吗？其实不然。正如我们要抗击饥荒、瘟疫和战争，我们要抗击死亡也并不是为了要长生不老，而是为了能活得更久。……对于现代人来说，死亡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每个技术问题都有技术解决方案。”
- “这种升级智人的尝试，原本只是为了治愈伤病、保护健康，但它正悄悄跨越界线，变成要赋予人类超能力。……虽然我们现在还远未达到神一般的境界，但我们已经走在通往‘神人’（Homo Deus）的道路上。”
- “历史唯一不变的法则，就是一切都会改变。人类现在的议程，极有可能会在实现之前就先摧毁智人本身。”
本部分通过重新审视人与动物的关系，推演人类如何通过塑造“互为主体性”的虚构现实成为地球主宰。哈拉里指出，人类对动物的统治并非源于拥有某种永恒的“灵魂”或独特的“意识”，因为生物学研究并未发现这些东西存在的证据；相反，人类的胜出源于大规模、灵活的协作能力。
在远古采集时代，泛灵论将人与动植物视为平等的主体。但农业革命是一场宗教革命，它创造了“天神”作为中介，将动植物从“交谈的对象”降格为“私有财产”，人类通过与神签订“契约”（如献祭）来获得对自然的支配权。随后，科学革命将神剔除，代之以“人文主义”。
人类之所以能维持大规模协作，核心在于创造了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e）的现实——即存在于多人沟通与信念之中的虚构实体（如国家、法律、金钱、品牌）。这种虚构现实不仅让智人征服了自然，更重塑了生态。哈拉里警告：我们今天对待动物的方式（将其视为没有情感的算法或纯粹的生产资源），可能就是未来超人类或人工智能对待我们的模板。如果我们认为剥削低等生物是合理的，那么当面对更强大的实体时，人类将失去道德辩护的立场。
“在采集者的世界里，泛灵论是主导。他们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大家都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份子。然而，农业革命催生了新的宗教，将原本平等的动植物降格为人的财产，人类则通过与神灵达成交易，获得了统治自然的‘合法性’。”
“科学并未发现人类有灵魂，这让‘人权’等基于灵魂的概念在生物学上变得脆弱。如果生命真的只是算法，那么我们与猪、甚至与未来的计算机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神圣区别。”
“智人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能编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虚构意义网。这张网赋予了人类超越其他物种的力量，也让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所谓的‘现实’，其实是由我们共同相信的故事组成的。”
“如果我们以‘智能更高’为理由来剥削动物，那么一旦未来出现智能远超人类的AI，它们同样可以用这个逻辑来对待我们。研究人与动物的关系，实际上是在预见人类的未来。”
人类已由受制于生态的物种转变为重塑地球的地质力量，步入“人类纪”。这种统治地位并非源于生物学上的突变，而源于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根本性重构。在狩猎采集时代，万物有灵论主导，人类与动植物处于平等对话的地位；农业革命则是一场宗教革命，人类通过创造“神”的中介，将动植物降格为“财产”，达成了一场契约：神保护农业丰收，人向神献祭，而动植物失去了灵魂和发声权。科学革命进一步解构了神，将动植物彻底物化为缺乏主观体验的“生化机器”。
现代工业化养殖是这一逻辑的极端体现：人类利用生化控制技术，完全无视社会性动物（如猪、牛）经过数百万年演化而来的情感需求与生存本能，将其幽禁在狭窄的生产线中。这种统治的道德基石在于“人类拥有灵魂/意识，而动物没有”的假设。然而，当代生命科学正在瓦解这一防线，证明动物同样拥有复杂的神经结构与情感体验。这种矛盾揭示了一个细思极恐的逻辑陷阱：如果人类以“智力更高、意识更强”为由肆意剥削动物，那么当未来出现智力远超人类的AI或超人类时，人类将由于同样的理由沦为被统治与收割的对象。
- “农业革命既是经济革命，也是宗教革命。这种新型的宗教革命正当化了对动物的剥削。在万物有灵论者眼中，人类只是众生之一；但在有神论者眼中，世界成了以人和神为中心的一场大戏。”
- “演化心理学的基本规律是：过去在生存和繁衍上必要的心理需求，即使在当下已经不再必要，仍然会持续存在。工业化养殖的悲剧在于，它只顾及动物的客观需求，却完全忽略了它们的主观情感。”
- “人类对其他动物的所作所为，正是未来超智能生物对人类可能采取的行为模式。如果我们现在辩称‘因为人类智商更高，所以可以剥削猪’，那么当人工智能的智商远超人类时，我们该如何自辩？”
- “科学并没有给动物带来灵魂，甚至还剥夺了人的灵魂。科学告诉我们，生命不是什么神圣的火花，而是生化算法的集合。”
本章核心在于解构“人类独特性”的迷思，并指出智人统治世界的真正基石并非所谓的“灵魂”或个体智慧，而是大规模协作的能力。
科学逻辑否定了传统宗教对“人类神采”的解释。进化论认为生命是由不断变化的零部件组成的算法，不存在永恒不变且不可分割的“灵魂”；神经科学也未能在大脑中发现任何非物质的“自我”存在。然而，人类确实在宏观层面表现出超越其他物种的力量。这种力量并非源于个体更聪明（一对一生存竞赛中，智人未必能赢过黑猩猩），而是源于智人是唯一能连接无数陌生人进行灵活合作的物种。
协作的媒介是虚构故事（Fictional Stories）。人类生活在三重现实中：1. 客观现实（河流、狮子、放射性）；2. 主观现实（个人的恐惧、欲望）；3. 互为主体现实（Intersubjective Reality）。互为主体现实是指那些存在于多人沟通与信念网络中的实体，如上帝、国家、法律、金钱和有限公司。它们并非物理存在，也不是个人幻觉，只要千万人共同相信，它们就能产生改变物质世界的巨大能量。
这种虚构能力引发了认知革命：智人通过创造法律、宗教和官僚制度，超越了邓巴数（150人）的社交限制，实现了数亿人的协作。人类文明的历史，本质上就是虚构故事不断强化的过程。在现代社会，这种虚构力量已反客为主，当客观现实（如生态环境）与虚构故事（如经济增长、GDP指标）发生冲突时，人类往往优先维护虚构故事，甚至不惜破坏客观生存环境。
“进化论无法解释灵魂的存在。进化的基础是变化，身体各部位不断发生微小的变异。但灵魂应该是永恒不变的。如果一个东西是不可分割、永恒不变的，它就不可能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
“智人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能编织出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其中的法律、约束、实体和地点，只存在于他们的共同想象之中。这张网让智人能够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合作。”
“大多数人认为现实只有‘客观’和‘主观’两种。但现实还有第三个层次：‘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互为主体的现实依赖于许多人之间的沟通，而不是某个人的信念或感受。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相信，那是幻觉；但如果千万人共同相信，它就能改变世界。”
“在21世纪，我们编织的虚构故事甚至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当气候变化威胁生态系统，我们发现人类很难放弃那些虚构的信仰（如永续增长），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在这些故事之外思考现实。”
智人统治地球的秘诀不在于个体智力或工具制造，而在于创造并传播“虚构故事”的能力。这种能力构建了互主体性现实（Intersubjective Reality）——如国家、法律、金钱和公司——它们虽非客观存在，却能通过大规模协作整合人类力量。随着书写文字和官僚体系的出现，虚构实体开始取代客观现实，甚至将人类异化为庞大系统中的数据点（如通过文凭衡量学识，通过GDP衡量国家）。
现代世界建立在“现代契约”之上：人类同意放弃意义（不相信世界有神圣蓝图或注定的命运）来换取力量（科技增长与资源控制）。在古代，人们在匮乏中寻求意义；而在现代，增长成了解决一切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终极方案。
为了填补意义的真空，人文主义（Humanism）作为一种新型宗教崛起。它将权威从神灵转移到人类体验上。在人文主义视角下，道德不再是“神如何规定”，而是“我的感觉如何”；艺术不再由经典界定，而是由“观者的感受”决定。人文主义分裂为三大分支：自由人文主义（强调个人体验的独特性与神圣性）、社会人文主义（强调集体感受与社会公平）以及进化人文主义（如纳粹主义，强调优胜劣汰与冲突带来的进化）。自由人文主义最终赢得冷战，成为当代全球文明的核心信仰，但它正面临科学发现（如生命科学揭示的人并无“自由意志”）的根本挑战。
“所谓‘现实’，其实就是一套极具包容性的虚构故事。虽然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不同的故事，但在社会层面上，为了让成千上万的人能够协作，我们必须共享同一个剧本。”
“现代性就是一项契约。人类同意放弃意义，换取力量。直到现代，大多数人都相信人类在一个伟大的宇宙计划中扮演着某个角色。但在现代，我们不再相信有这种计划，世界变得毫无意义，而人类变得无比强大。”
“人文主义的最高诫律就是：‘聆听你内心的声音’。在政治上，这表现为‘选民能做出最好的决定’；在经济上，表现为‘顾客永远是对的’；在美学上，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如果人类不再是那个拥有自由意志、能为世界创造意义的神圣实体，那么人文主义的基础就会坍塌。我们正面临着科学对人类神圣地位的解构。”
智人之所以能统治地球，不在于个人智力或工具制造，而在于能够大规模灵活协作的能力，而这种协作的根基是虚构故事。人类生活在三重现实中：客观现实（山川、河流、原子）、主观现实（个人的痛苦、恐惧、欲望）以及独特的互主体性现实（Intersubjective Reality）。互主体性现实由无数人的共同想象编织而成，如国家、法律、神灵、金钱和公司。
历史并非由客观现实的变迁驱动，而是由互主体性结构的更迭塑造。以古埃及为例，法老并非单纯的统治者，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神”，这种虚构故事让成千上万互不相识的农民协作，修筑起复杂的灌溉系统和宏伟的金字塔。在现代，这种力量演变为官僚体系与文字记录。文字最初是用来描述现实的辅助工具，但随着文明演进，文字记录开始重塑甚至取代现实。当银行存款的数字（文字记录）与实际的物质财富发生冲突时，社会往往选择相信记录。
这种“虚构”不仅组织了过去，也决定了未来。宗教本质上就是一种具有竞争力的虚构叙事，它通过提供共同的价值观来确立社会秩序。科学虽能揭示真相，却无法提供伦理指引，因此科学总是需要与某种“宗教”（如人文主义）联手，将事实转化为社会行动。进入21世纪，随着算法和生物技术的进步，人类正在创造更强大的虚构叙事，这些叙事可能反过来奴役其创造者，因为当虚构实体（如主权国家或跨国公司）拥有了比生物个体更高的权力和更长的寿命，人类便成了这些“故事”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
“互主体性现实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信念而存在，而是因为数百万人的共同信念而存在。只要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现实就会拥有巨大的力量。世界上大多数的驱动力，都来自这些互主体性的实体：法律、金钱、神和国家。”
“在21世纪，我们创造出的虚构故事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随着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算法的进步，这些虚构故事不仅会管理我们的社会，还可能重塑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甚至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客观现实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文字原本只是用来描述现实的，但很快它就开始重塑现实。如果文字记录与现实发生冲突，通常让步的是现实。任何去过税务局、银行或学校的人，都深有体会：在他们眼中，纸上的数据远比你的实际感受更真实。”
长期以来，大众将科学与宗教误解为誓不两立的真理争夺战，但本质上，两者关注的是完全不同的领域：科学追求“力量”（Power），研究事物如何运作；宗教追求“意义”（Meaning），旨在建立人类的伦理架构与社会秩序。
赫拉利重新定义了宗教：宗教并非对超自然神灵的信仰，而是一种由人类创造、用以支撑社会结构的法律、规范和价值观体系，它宣称其标准源于超越人类意志的法理（如神意或自然法则）。科学与宗教的真正关系并非对立，而是某种利益交换的“现代契约”。
在现代之前，人类生活在一种“意义饱满但力量匮乏”的架构中：每个人都是宏大宇宙计划的一部分，虽然遭遇苦难但灵魂得以安放，代价是无法改变贫穷与疾病。现代契约（The Modern Covenant）打破了这一平衡：人类同意放弃对宇宙大计的信仰（放弃意义），以换取无穷无尽的力量。 现代社会不再相信生命有预设的剧本，宇宙是冷冰冰且无目的的原子堆砌，但这种“无意义”释放了人类的创造力，让我们得以通过科学技术重塑现实。
然而，单纯的力量无法指导行动。科学能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基因编辑制造出更强壮的人，却无法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吗？这便是科学与宗教的共生：宗教界定目标（如救助病人），科学提供手段（如研发药物）。现代契约之所以稳固，是因为人类发明了人文主义（Humanism）这种新型宗教。人文主义将人类的情感和意志置于中心，重新填补了神退位后的意义真空，使现代人能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依然感受到生存的价值。
“宗教并不等同于对神的信仰。宗教是由人类建立的一套关于法律、规范和价值观的系统，这套系统赋予了社会结构合法性，因为它声称这些规则并非源于人类的奇思妙想，而是源于超越人类的力量。”
“现代契约提供给人类一份极其诱人的协议：人类同意放弃意义，换取力量。直到现代之前，大多数文化都相信人类在一个伟大的宇宙计划中扮演着角色……但现代性告诉我们，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宇宙计划，人类只是在这个无意义的宇宙中偶然出现的产物。”
“科学需要宗教，因为科学无法决定人类应该追求什么目标。科学可以研究如何制造核武器，但科学无法告诉我们是否应该使用它。为了做出这种决策，我们需要一个关于‘善’和‘恶’的判断，而这始终属于宗教或意识形态的范畴。”
“如果说现代文明有什么标志性的口号，那大概就是‘只要有足够的力量，我们就不需要意义’。然而，为了防止社会崩溃，现代世界最终不得不发明了一种新的宗教——人文主义，它让人的感受成为了宇宙意义的源泉。”
在前现代时期，人类生活在一种“有意义但无力量”的契约中。人们相信宇宙存在一个宏大的剧本，每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是神意或自然法则的一部分。虽然这剥夺了人类掌控命运的力量（如面对瘟疫和饥荒时的无能为力），却提供了巨大的心理慰藉：苦难是有意义的，灵魂是永恒的。
现代性的核心是一项全新的契约：人类同意放弃“意义”，以换取“力量”。现代科学证明宇宙是一个盲目的、没有目的的机械过程，不存在神圣的剧本。人类不再是神圣计划中的角色，而是孤独地存在于无意义的真空中。作为补偿，人类通过研究自然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我们不再祈求神迹，而是通过基因工程、抗生素和算法来改造世界。这种权力的代价是：我们必须接受世界本身没有预设的道德或目的。
为了维持这一契约，现代文明将“增长”推上了神坛。在古代，世界被视为静态的存量博弈；而现代经济建立在对未来的信用和持续增长的预期之上。如果增长停止，契约就会崩溃。这种对力量的极致追求导致了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过度索取和对自身神性的渴求。现代契约的悖论在于：当我们最终获得足够的力量去重塑人类自身（追求长生不老和快乐）时，我们可能会因为彻底失去“意义”的锚点而陷入虚无，甚至被自己创造的力量（如AI）取代。
现代生活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追求力量，但却缺乏意义。现代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文化，它持续不断地研究、发明、发现和增长。但它也是历史上最焦虑的文化。
现代契约给了人类力量，但条件是我们必须放弃对一个宏大宇宙计划的信仰。如果我们想拥有力量，就必须接受这个世界没有意义，而且我们随时可能在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被抹除。
对现代人来说，由于没有预设的剧本，他们可以自由地书写自己的剧本，但代价是他们必须面对那个令人心寒的问题：谁在乎呢？
在过去，人们相信通过减少欲望可以获得幸福；而在现代，人们相信通过增加力量可以获得幸福。归根结底，现代契约就是：如果经济增长，一切都会好起来。
在长达数千年的有神论时代，意义由神灵或宇宙大计（Cosmic Plan）赋予。人文主义（Humanism）发动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它将权威从外在的神灵转移到了人的内心。人文主义认为，人类的情感与欲望才是宇宙意义的终极来源。
这场革命重塑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伦理学上，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再是《圣经》或天意，而是人的感受（如“只要不伤害他人且双方自愿，同性恋并无不妥”）；美学上，不再有客观的美丽标准，而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经济学上，“顾客永远是对的”取代了客观的产品优劣；政治学上，权力归于选民的意愿而非神权统治。
人文主义甚至改变了教育。中世纪的教育是学习古人的智慧和神的诫命，而现代教育则教导学生“为自己思考”。其核心认知公式由“知识 = 经文 × 逻辑”演变为“知识 = 经验 × 敏感度”（）。
然而，人文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它分裂为三个主要分支：
这场革命虽然让人类摆脱了神的枷锁，但也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人类的内心感觉只是生化反应的产物，那么这个所谓的“终极标准”是否真实且稳固？
在古代，权威的来源是神，而现在，权威的来源是人。人文主义告诉我们：无论你觉得什么好，那就是好。……如果某些事让你感觉不好，那就是坏。
人文主义改变了教育，它不再向学生灌输现成的答案，而是教导学生“为自己思考”。在中世纪，老师教学生的是《圣经》里说了什么；在现代，老师问学生的是：“你对此有什么感觉？”
所谓“知识 = 经验 × 敏感度”。经验是一种主观现象，包括感官感受（酸甜苦辣）、情感（爱恨情仇）和思想。而敏感度则包含两层意义：第一是注意到这些感受、情感和思想；第二是允许这些感受来改变自己。
20世纪是一场人文主义不同流派之间的残酷宗教战争。自由主义、社会主和纳粹主义，都在宣称自己才是最能理解人类情感、最能保障人类未来的唯一真理。
二十世纪的科学成就彻底动摇了自由主义的根基：自由意志被证明是一个生物学幻觉。生命科学认为，人的感官和欲望只是生化算法，其背后没有“自我”在做主，而是基因与环境决定的确定性过程或随机过程。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实验已能先于测试者意识到选择前数秒预测其决定。所谓“统一的自我”并不存在，“体验自我”（瞬时的感受）与“叙事自我”（事后的编织）经常脱节，而人类文明往往基于叙事自我的谎言。
随着技术进步，智能正在与意识脱钩。过去高智能必然伴随意识，但现代非意识算法（AI）在识别人脸、诊断癌症、下棋及驾驶等领域已全面超越人类。这种脱钩引发了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人类可能沦为“无用阶级”。当大数据系统比我们更了解自己时，决策权便从个人转向算法。医疗、职业选择乃至伴侣匹配，将由比人类更理性的机器代劳。
人类社会正面临从“人文主义”向“数据主义”的范式转移。人文主义崇尚人类体验，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数据主义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实体的价值都取决于其对信息处理的贡献。如果说过去人类是数据处理的主体，未来人类可能只是一个正在过时的、为全球网络提供原材料的数据处理器。当生物算法被电子算法全面超越，智人作为进化顶端的统治地位将彻底终结。
- “怀疑自由意志不仅是一种哲学练习，它还有实际的后果。如果生物确实没有任何自由意志，也就意味着只要利用药物、基因工程或直接脑刺激，就能操纵甚至控制人的欲望。”
- “在21世纪，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巨大的新阶级产生：无用阶级。这些人不仅是失业，而是根本无法就业。随着人工智能在越来越多的技能上超越人类，他们将完全失去经济价值。”
- “数据主义对人类的威胁，正如同人类对其他动物的威胁。在历史上，人类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网络，并根据其他动物在这个网络里的功能来评价它们。如果数据主义获胜，人类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 “过去，权威的来源是神，后来变成了人。现在，权威正逐渐转移到算法身上。我们不再问上帝或我们自己的内心，而是问谷歌和亚马逊，因为它们拥有海量的数据，能够做出比我们更好的决定。”
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基石是相信人类拥有“自由意志”，认为个人意志是权力的最终来源。然而，21世纪的生命科学正在从根本上拆解这一叙事。科学实验证明，所谓“意志”并非某种独立于物质的灵魂，而是大脑中数亿神经元通过生化反应生成的算法。通过经颅刺激器（TMS）或植入电极，科学家已能诱导实验者产生特定的欲望或行为，而受试者仍坚称那是“自己的选择”。
更深层的解构来自于对“自我”的拆解。冷水实验和结肠镜检查实验揭示了两个自我的存在：体验自我（Experiencing Self）负责当下的感知，它是瞬间的、没有记忆的；而叙事自我（Narrating Self）负责编织故事，它遵循“峰终定律”（Peak-End Rule），只记忆体验的高峰与结尾，并据此评估整体价值。
叙事自我是一个满口谎言的编剧，它为了维持生命的意义感，不惜忽视肉体的痛苦或事实的逻辑。自由主义所崇尚的“听从内心”，本质上是听从这个虚构出的叙事自我。一旦算法能够比我们更准确地预测并操纵这些生化过程，个人主义的架构将彻底坍塌——既然“我”只是生化算法的集合，且这个算法可以被外部修改，那么“投票者最清楚”或“顾客永远是对的”便失去了逻辑支撑。
“质疑自由意志，不仅是哲学上的探讨，更是对自由主义政治体系的攻击。如果人类没有自由意志，那么‘投票者最清楚’、‘顾客永远是对的’这些说法就统统站不住脚。”
“生命科学家指出，人之所以会有欲望，是因为神经元的放电形成某种生化反应。这些反应是预先决定的，或者是随机发生的，但绝对不是‘自由’的。”
“叙事自我就像是一部一直不停运作的电影制片人。它并不会纪录每一秒钟的体验，而是只抓取重要的片段，再拼凑成一个完整、合理、有意义的故事。虽然故事里的细节漏洞百出，但它能让我们觉得生命是有意义的。”
“一旦我们意识到，所谓的‘自我’不过是叙事自我虚构出来的故事，那么原本我们要去‘寻找自我’的这种努力，就显得既荒谬又徒劳。”
在21世纪，自由主义的基础正面临崩溃，其核心逻辑“个体价值”受到技术力量的降维打击。历史上，高智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始终伴随着高意识（感受痛苦、愉悦、爱恨的能力），但人工智能正在实现两者的大脱节。
现代经济并不需要“意识”，它需要的是“智能”。人类正逐渐失去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实用性：无人机和自动化网络取代了大规模动员的肉体士兵；高度专业的算法在诊断癌症（如IBM Watson）、分析法律证据、甚至创作音乐方面均优于人类。自由主义曾因人类是宝贵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如工业革命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赋予民众政治权利，但当算法能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完成任务时，人类将沦为“无用阶层”（Useless Class）。
这种脱节的核心在于：算法不需要“感觉”到饥饿或疲惫，就能计算出最优的物流路径。一旦非生物算法在模式识别上全面超越生物算法，人类的独特性将荡然无存。我们不仅面临失业，更面临“不可雇佣性”。当个体不再是权力的源泉，社会契约将发生根本性断裂，人类文明可能从“平民时代”转向由极少数掌控算法的精英与庞大“无用阶层”组成的二元结构。
“智能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意识则是能够感受到痛苦、喜悦、爱和愤怒等事物的能力。在人类身上，智能与意识是携手并进的……但在21世纪，我们正面临一个新的局面：智能正与意识脱钩。”
“自由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是因为它在哲学上的论证无懈可击，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中极具意义。在20世纪，由于国家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健康士兵去打仗，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健康工人去工厂劳作，因此国家必须投资于民众的教育、健康和福利。”
“在21世纪，大多数人类可能都会失去其经济和军事上的价值。正如20世纪工业革命创造了城市无产阶级这一新阶级，21世纪的后工业革命也可能创造出一个规模巨大的、没有经济价值的‘无用阶层’。”
“高度自动化的系统不需要数百万个有意识的普通人。它们只需要极少数的专家，剩下的就是无尽的算法。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不仅会失去工作，还会失去在政治、经济乃至文明中的中心地位。”
人文主义正面临其演化史上第二次大革命：科技人文主义。其核心逻辑认为，既然人工智能正使普通大众变得“多余”，人类唯一的出路便是通过基因工程、脑机接口和生化药物将“智人”升级为“神人”。这种主义依然保留了“人的意志是宇宙中心”的信条，但它却引发了一个逻辑自洽的悖论：人类正试图利用技术来重塑、控制并重新设计这种原本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志。
由于科学对人类意识的探索仍处于“未知大陆”，当前的科技升级呈现出一种危险的偏向性。为了适应社会系统对效率、生产力和专注力的极致追求，我们正通过技术手段强化那些“对系统有益”的心理状态（如专注、逻辑、冷静），却在无意中修剪掉了那些“低效”但本质的意识状态（如做梦、深度哀伤、迷离的感知）。这导致人类虽然获得了更强的处理信息的能力，却极大地窄化了“意识的海洋”。最终，当我们拥有了随意开关欲望的能力时，那个曾经作为“意义之源”的、独立且不可预测的“自我”将彻底瓦解——如果我们能选择自己的意志，那么“听从自我的声音”将变得毫无意义。
科技人文主义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它认为人的意志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因此推动人类研发能够控制及重塑意志的技术。毕竟，如果能控制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岂不是太诱人了？然而，一旦人类真的取得了这种控制力，科技人文主义就会随之崩溃，因为人的意志将不再神圣，而只是一种能够被随意重新设计的生化产品。
几个世纪以来，人文主义一直认为只有人类意志才是意义的源泉。但现在我们发现，只要用上生化药剂、大脑扫描仪和复杂的算法，就能预测甚至操纵人类的决定。
我们正在从“狩猎采集者”转变为“数据处理者”。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我们的内在世界。我们可能正走向一种“意识的平原”，在那里，所有的高峰和低谷都被削平了，只剩下一片单调而高效的风景。
医生、政府和军队并不打算通过升级人类来让他们变得更具感知力、更敏感。他们升级人类，是为了让人类变得更有效率。
数据主义（Dataism）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实体或现象的价值都在于其对数据处理的贡献。它打破了生命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界限，核心假设是：生物也是算法。人类这种碳基算法在进化史上曾因其处理效率占优，但正迅速被更优的硅基算法超越。
从历史维度看，人类文明的演进即是数据处理系统的升级。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数据处理架构：前者是分布式处理，后者是集中式处理。苏联的失败源于其试图由单一中心处理所有信息，这在信息爆发时代必然崩溃。目前，由于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传统政治机构（如政府、选举）已无法有效处理数据，导致政治沦为行政管理，对未来的预见力丧失殆众。
数据主义的最高诫律是“连接”，即创造“万物互联网”（Internet of All Things）。这种新宗教将信息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但这并非指人类的言论自由，而是信息流动的自由。在此逻辑下，人类的传统使命——即作为感知的中心——已过时。过去，人文主义要求我们“聆听内心的声音”，现在数据主义要求我们“聆听算法的监测”。
当生物欲望、情感和直觉被拆解为模式识别代码时，人类的主体性随之坍塌。个体将成为系统中的一环，其存在的意义取决于是否能不断产生、上传和分享数据。最终，人类可能像从猿猴进化到智人一样，完成从“意义创造者”到“数据生产者”的退化，最终并入一个超越人类理解能力的巨大网络系统。
“数据主义指出，同样的数学定律同时适用于生化算法及电子算法。于是，数据主义将生物与计算机之间的隔阂完全打破，并预期电子算法终有一天能够解开甚至超越生化算法。”
“如果你问一个传统经济学家，为什么资本主义胜过共产主义，他可能会回答是因为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激励机制……但从数据主义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之所以胜过共产主义，是因为它采用了分布式处理，而共产主义采用的是集中式处理。”
“在过去，审查制度的逻辑是阻挡信息的流动。但在21世纪，审查制度的逻辑则是让人淹没在大量无关的信息中。我们已经不知道该注意什么，而我们的注意力往往被那些琐碎的事情分散。”
“就像当年人文主义认为上帝只是人类想象的产物，数据主义现在也认为，人类的情感和欲望其实也只是过时的生化算法，不再具有神圣的权威。”
人类历史上，智能与意识始终紧密耦合：只有具备意识的主体才能通过学习、分析与决策展现高度智能。然而，21世纪正见证两者的彻底脱钩。非意识算法（Non-conscious algorithms）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在复杂决策任务上超越人类意识。当外部算法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身体、欲望和情绪时，自由意志将沦为虚构，人文主义赋予个体的权威将转移给由大数据驱动的网络系统。
这一进程的逻辑核心是“数据主义”（Dataism）。它将宇宙视为数据流，认为生物体本质上也是生化算法。如果人类只是某种过时的处理系统，那么当更高效、无意识的电子算法出现时，人类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功能性价值将丧失。正如19世纪汽车取代马匹并非因为马失去了意识，而是因为马在动力输出和传输效率上不再具有核心竞争力，人类也面临着被降级为“多余数据”或“无用阶级”的风险。最终，宇宙的控制权可能不在于某个特定的意识主体，而在于那股不断自我优化、无边无际的数据流。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高度智能总是与发达的意识形影不离。只有有意识的主体才能执行需要高度智能的任务，比如下棋、开车、诊断疾病或识别恐怖分子。但我们现在正在开发新型的‘无意识智能’，它们执行这些任务的效率远超人类。因为这些任务都是基于模式识别，而无意识的算法很快就能在这一点上超越人类。”
“数据主义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如果我们能研发出一种算法，能比人类更好地处理数据，那么这种算法就比人类更优越，正如人类比鸡更优越一样。”
“过去，审查制度的逻辑是阻断信息流动。在21世纪，审查制度的逻辑则是用大量无关的信息淹没人们，让他们无法集中注意力。我们不再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于是我们选择把决策权交给算法，让算法来告诉我们该看什么、该买什么、该信什么。”
“这正是我们要问的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智能和意识真的可以分家，而且如果无意识的算法在处理数据方面很快就能比有意识的人类做得更好，那么人类的主导地位还有什么意义？”
在过去数千年里，饥荒、瘟疫和战争一直是人类面临的三大死敌。赫拉利指出，这三者在过去被视为无法避免的“天灾”或上帝的旨意。然而，随着科学革命和工业文明的发展，这些问题已从“无法控制的力量”转变为“可解决的技术挑战”。现代农业和物流解决了大规模饥荒，抗生素和疫苗遏制了致命瘟疫，而核威慑和经济全球化则使战争从“经济盈利”转变为“集体自杀”。
当人类成功建立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体系后，基于“永不满足”的生物学天性，人类的议程必然发生质变。追求“永生”源于将死亡视为一个可以修复的技术故障；追求“幸福”是因为生物学发现快乐只是生化反应，可以通过基因工程或药物精准干预；而追求“神性”则是通过生物工程、半机械人工程（Cyborg）以及非有机生命工程，将人类从“智人”升级为具有全知全能潜力的“神人”（Homo Deus）。这一转变的本质是：人类不再满足于仅仅平衡现状，而是试图通过掌握生命的设计图纸，夺取演化的主导权。
“互为主体性”是介于“客观存在”（如岩石、重力）与“主观存在”（如个人感知、恐惧）之间的第三种现实。它是存在于多人沟通网络中的共同想象。如果一个人停止相信，它依然存在；但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停止相信，它就会崩塌消失。
在构建国家、宗教和金钱的过程中，“互为主体性”是人类实现大规模协作的核心工具。智人之所以能统治地球，并非因为个人智力出众，而是因为我们能编织“虚构的神话”。
人类统治地球的根源并非在于单兵作战能力（如速度、力量甚至大脑容量），而在于“大规模灵活协作”的能力。
这种统治地位的稳固，是因为智人利用这种协作优势，将其他生物系统地排挤出了资源分配的核心。同时，由于人类能够通过文化传承（而非缓慢的基因演化）来迭代协作技术，这种“算法优势”呈指数级增长，最终使智人从一种普通的猿类变成了地球的主宰，并逐渐从“共生者”变成了“操纵者”。
人文主义的核心教条是“人类体验是意义与权威的终极来源”。它认为人类拥有不可分割的“自我”和真正的“自由意志”，因此个人的感觉、欲望和选择是评判真善美的最高准则（例如：政治上的民主选举、经济上的消费者至上、艺术上的唯美自察）。然而，赫拉利指出，现代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与脑科学的发展正在瓦解这一根基：
在过去，高度的“智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总是与高度的“意识”（产生主观体验的能力）捆绑在一起。要驾驶坦克或诊断疾病，必须依靠具备意识的人类。但当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实现了两者的“脱钩”：
“数据主义”是赫拉利预言的一种新兴意识形态或“科学宗教”。它的核心逻辑如下：
在《神人：全史》的逻辑中，自由主义的基石将面临毁灭性的打击。自由主义建立在三个基本假设之上：我有一个不可分割的“自我”、这个自我拥有“自由意志”、且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因此，选民最了解谁能治理国家，顾客最了解什么产品好。然而，现代科学揭示了人类决策是由生化算法驱动的，受到基因、神经递质和外部刺激的严格影响。一旦“自由意志”被证明是生物化学的虚构，自由主义的道德威信便会瓦解。当权威从“人的感觉”转移到“外部算法”，市场经济将不再依赖消费者的主观选择，而是依赖算法对需求的精准预测；政治体制也将从尊重个人投票权转变为优化群体数据的处理效率。简而言之，当个人不再是“不可分割”的权威实体，基于个人主义建立的现代社会框架将失去其存在逻辑，被更高效的数据驱动模型所取代。
这种分裂源于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力的替代以及生物技术带来的阶层固化。在过去，大众在经济上提供劳动力，在军事上提供兵源，因此统治阶层必须照顾大众的福祉。但随着AI的发展，智能与意识开始脱钩，AI能在不具备意识的情况下，在几乎所有领域比人类更高效地完成任务，从而使庞大的平民群体在经济和军事上失去利用价值，沦为“无用阶级”。与此同时，生物工程、纳米技术和脑机接口等手段，将允许极少数权贵阶层通过升级基因和身体机能，演化为寿命极长、认知能力远超常人的“神人（Homo Deus）”。这不再仅仅是贫富差距的拉大，而是人类物种在生物层面的永久性分化——当财富能够直接转化为优越的智力、美貌和生命力时，人类社会将从基于平等的自由主义理想，彻底滑向基于生物等级的新型种姓制度。
这种转移是通过三个阶段完成的：首先，算法作为“预言者”，为我们提供参考建议（如导航路线）；其次，算法成为“代理人”，在掌握海量数据后代我们做出更优决策（如投资或恋爱配对）；最后，算法成为“主宰者”，直接接管我们的感官和生活。赫拉利认为，人类权威的来源正从“内心体验”转向“大数据”。当谷歌或Facebook掌握了你的实时心率、血压、基因图谱和过往行为轨迹，它们能比你更早发现你的疾病、更准确地预判你的职业兴趣、更深刻地洞察你的真实欲望。在这种环境下，人类会发现听从算法的指引能获得更好的健康和效率。当人们习惯于将决策权交给算法，人类社会便从“人文主义”（相信人的情感）转向了“数据主义”（相信数据处理）。此时，个体不再是意义的创造者，而变成了数据流中的一个节点，权威最终彻底转移到了能够整合并处理这些数据的非生物网络中。
本书探讨的“未来”绝非不可更改的定数，而是一系列基于当前逻辑推演出的可能性映射。赫拉利在书中明确指出，研究历史（以及基于历史推演未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让我们从过去中解放出来”。他认为，当我们意识到当下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和技术轨迹并非自然的必然产物，而只是历史偶然性的结果时，我们才拥有了改变航向的机会。
这种写作逻辑遵循了所谓的“知识的悖论”：一旦人类获得了关于未来的预测，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而行为的改变反过来会使预测失效。例如，书中描绘的“智神”崛起、人类算法化以及生物不平等的极端分化，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某种警示性的推演。赫拉利试图揭示：如果人类继续不加反思地追求永生、幸福和神性，并盲目崇拜大数据与算法，那么这些后果就极有可能发生。通过揭示这些可能性的极端代价，他实际上是在促使当下的决策者、科学家和普通民众去审视并重塑当下的选择。书中的深刻洞察在于：未来并非由某个单一的技术决定，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技术带来的哲学和伦理挑战。因此，这本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而在于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阻止什么。